1、自打宋江接管梁山泊大权后，这伙冲州撞府、杀人越货的强盗，就宣称他们只反贪官，不反皇帝。仿佛这样一来，他们就真的是替天行道，忠义两全了。

为什么只反贪官，不反皇帝呢？因为，在他们有限的认知里，皇上是至圣至明的，只不过暂时被奸臣蒙蔽罢了。就连鲁智深都说，“只今满朝文武，俱是奸臣，蒙蔽圣聪，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，洗杀怎得干净？”

而在宋江看来，更是“今皇上至圣至明，只被奸臣闭塞，暂时昏昧。”宋江和鲁智深的错误在于，在号召对君王愚忠的封建时代，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，封建皇帝与贪官本属同一个阵营。甚至可以说，皇帝不仅是所有贪官的后台，他本身就是天底下最理直气壮的贪官。

《水浒传》中的道君皇帝，与历史上真实的宋徽宗有些差异。历史上真实的宋徽宗，和小说中的道君皇帝比起来，是不折不扣的昏君，而小说中的道君皇帝，多少被作者罩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妙，显得颇有人情味。

不过，透过现象看本质，即便以小说中的道君皇帝的所作所为来看，他仍然是昏君，仍然要对天下大乱的现实负责。

2、首先，道君皇帝任人唯亲，毫无底线。道君皇帝最宠信的人是谁？就是《水浒传》的头号反派高俅。

高俅本是东京汴梁城“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”，自小不务正业，“只好刺枪使棒”，“若论仁义礼智，信行忠良，却是不会”。这个破落户子弟有一项本领无人能敌，“踢得好脚气毬。”高俅在东京，混得很恓惶。

之前，他与做生铁生意的王员外的儿子狼狈为奸，“每日三瓦两舍，风花雪月”。放在今天，王员外的儿子愿意和高俅交朋友，愿意拿钱来两人一起吃喝嫖赌，高俅虽人品可耻，却并未犯法。宋朝则不同，王员外到开封府里告了一状，高俅竟被打了四十棍，赶出东京。高俅“无计奈何”，到临淮州投奔开赌场的柳大郎。三年后，大赫天下，重回东京。回东京干什么呢？柳大郎把他推荐给亲戚董将士。董将士是个药店老板，他知道高俅底细，“若是个志诚老实的人，可以容他在家出入，也教孩儿们学些好。他却是个帮闲的破落户，没信行的人……倘若留在家中，倒惹得孩儿们不学好。”于是，董将士把他推荐给小苏学士——书中没说小苏学士真名实姓，据有关史料记载，当是指我的四川老乡苏东坡。小苏学士“知道高俅原是帮闲浮浪之人……我这里如何安着得他？”又将他推荐给王附马。高俅名声太坏，董将士和小苏学士都不肯收留他，但这两人也十分厚道，都为他推荐了下家，并且，一个下家比一个下家更好。董将士是正正经经的商人，小苏学士是正正经经的文人，他们不需要吃喝嫖赌件件精通的高俅帮闲，但王驸马用得着。

所以，“一见小苏学士差人驰书送这高俅来，拜见了，便喜”。活该高俅发迹。他在受王驸马之令送玉狮子到端王府时，正遇上端王和手下人踢球。那球，不偏不犄，滚到了高俅脚下，高俅一时技痒，“使个鸳鸯拐，踢还端王。”专业的技术，大概比今天的国足还强，端王一看，大喜。从此，便留在身边。“高俅自此遭际端王，每日跟着，寸步不离。”两个月后，皇帝驾崩，无子，端王被迎立即位，即道君皇帝，也就是宋徽宗。

如果说做亲王的时候，端王不需要考虑国家大事，有的是时间和精力游乐的话，那么，做了天下一人的皇帝，理应勤政。但从高俅天天跟着他来看，很显然，道君皇帝对治国之事并不热心。对这位会踢球的亲随，道君皇帝的宠信非同一般。他要提拔高俅。但在学而优则仕，要通过科考才能做官的时代，让高俅走读书入仕之路，既慢，高俅也没这本事。那只能做武官。不过，武官“但有战功，方可升迁”。高俅也不可能到边境上一刀一枪立功，同样是既慢，高俅也没这本事。道君皇帝替他想好了——按理，皇帝是天下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，但大多时候，他们却是规则的变通者和破坏者，道君皇帝“先教枢密院与你入名”。

高俅就算是最高军事机关在职人员了，而事实上并不去上班，只是“随驾转迁”，平时还是跟在皇帝身边，干些帮闲的事儿。朝中有人好作官，何况，朝中之人还是天下一人的皇帝呢。在道君皇帝的亲自安排下，“没半年时间，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。”宋代有殿帅，也有太尉，但没有殿府太尉。从书中描写看，这个职务，相当于大宋三军总部的总参谋长。一个没当过一天兵，没打过一次仗，仅陪皇帝踢踢球的不学无术的混混，几个月内，就从无家可归的帮闲，摇身一变为大宋军队的最高指挥官。道君皇帝不仅是任人唯亲，而且任人唯亲得毫无底线，毫无原则。高俅任上干了些什么呢？为报私仇，逼走了王进；为儿子霸占部下妻子，逼反了林冲。以后，三次带兵进剿梁山，每一次都损兵折将。

3、其次，道君皇帝耽于酒色，荒于政事。作为以天下养一人的皇帝，自古以来，帝王多欲，后宫里的女人，少则以百计，多则以万计。原本，对他们在性方面过于强大的欲望，老百姓一般不会也不敢置喙。甚至把这当作风流韵事，传为美谈。道君皇帝的过份在于，他不仅后宫里养着三千粉黛，还把手伸向民间。伸向民间也罢，还把包养第一大名妓李师师的绯闻搞得天下皆知，这就相当于过份了。

宋江本是山东一个草寇，从没到过京师，他居然也知道道君皇帝和李师师的爱情故事，可见此事几乎是大宋王朝人所皆知的基本国情。第七十二回里，宋江以看花灯为名，带着柴进、燕青等人进京，实则就是想走李师师的门路，通过伊人的枕头风促成招安。茶楼里，宋江指着李师师府邸问茶博士，“前面角妓是谁家？”茶博士道：“这是东京上厅行首，唤做李师师。间壁便是赵元奴家。”宋江道：“莫不是和今上打得得的？”茶博士道：“不可高声，耳目觉近。”茶博士的警告，证明不仅全国人民都知道今上和李师师的糗事，并且，官家知道全国人民都知道，却又害怕全国人民议论。

所以，到处都有做公的，一旦有人胡说八道，就可能拿到开封府去，脊杖四十，刺配远恶军州。封建时代，做一个称职的，甚至仅仅是及格的皇帝，并不容易。以政事来说，像清朝皇帝，凌晨四点就起床，四点半就批阅文件，一天至少两次以上召集大臣开会。道君皇帝呢，书中说，宋江等人元夜闹东京之后，“此时道君皇帝有一个月不曾临朝视事”。一个国家的最高决策者，懒到一个月不问政事，那他在干什么？可以想象的，除了和高俅踢气球，和蔡京探讨书画，就是沉溺酒色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在大宋帝国，上自皇帝，下到大臣，都是一群贪图享受的欲望兽。比如高俅亲征梁山泊，居然“选教坊司歌儿舞女三十余人，随军消遣”。李师师为了接待宋江等人，告诉他说，明日官家驾幸上清宫，必然不来，“却请诸位到此，少叙三杯”。

到了明日，宋江等人正和李师师喝得欢喜，道君皇帝却来了。他向李师师解释，“寡人今日幸上清宫方回，教太子在宣德楼赐万民御酒，令御弟在千步廊买市”——就是说，工作上的事，都安排给太子和兄弟，让他们去干，他呢，迫不及待要与李师师幽会。值得一说的是，如果以皇帝身份正式出宫，必然因排场太大而引人围观。为方便道君皇帝随时性起到李师师家里天地一家春，宫中和李家，竟然挖了一条地道。果是皇家气派，纵使嫖娼，也与众不同。

4、第三，道君皇帝治国无术，忠奸不辩。身为皇帝，首要之义就是治国。然而，道君皇帝既耽于酒色，一个月也不上一回朝，国家大事交给谁？只能交给身边的臣子。坦率地说，尽管朝廷里结党营私的奸臣占了大多数，但也还是有少数忠直的清流，比如太尉宿元景和御史大夫崔靖。道君皇帝“一个月不曾临朝视事”后，好像想起自己是圣裁军政大事的皇帝，于是上了一次朝。朝堂上，商议如何对付梁山泊。崔靖的意见是，当下辽兵犯境，“各处军马遮掩不及”，若要起兵征伐梁山泊，“深为不便”，他建议“差一员大臣，直到梁山泊好言抚谕，招安来降，假此以敌辽兵，公私两便”。——招安后利用梁山泊打辽国，这正是后来朝廷的操作方式，而其始作俑者，首个提出方案的人则是崔靖。

对崔靖的建议，道君皇帝非常认可，当着众人表示：“卿言甚当，正合朕意。”不想，招安一事，高俅、蔡京等人并不赞成，只是碍于“玉音已出”。故此，蔡京另派两个亲信跟随招安的陈太尉。到了梁山，两名亲信一口一声反贼，“在宋江前面指手划脚”，引得梁山除宋江外，其余头领均极为愤怒，招安不成。招安本系道君皇帝亲自拍板，纵使不成，也不应追究崔靖责任。但当蔡京将招安不成之事上奏时，道君皇帝大怒，“天子教拿崔靖送大理寺问罪。”就是说，在昏君那里，你积极出谋划策，事成了，固然是皇上圣明；事败了，却必须拿你当替罪羊。

因为圣上是不可能错的，错的只能是臣子。奇怪的是，崔靖如此轻而易举地下了狱，而本该下狱的奸臣们却毫发无损。比如，童贯带十万大军进剿梁山，被梁山连赢两阵，用蔡京的话说，童贯“折了许多军马，费了许多钱粮，又折了八路军官”。及后，高俅出马，率十节度使和十三万大军亲征，更惨，不仅被梁山三次大败，就连高俅也做了俘虏，若不是宋江一心想招安，高俅必然被林冲手刃。高俅所率，乃大宋最精锐部队，然而，这支部队，最高首长带了歌儿舞女三十余人，“随军消遣”；对其手下将领，出钱贿赂他的，“留在中军，虚功滥报”；没有贿赂他的，“都充头哨出阵先锋”。将领们则“于路上纵容军士，尽去村中纵横掳掠，黎民受害，非止一端”；士兵“近山砍伐木植，人家搬掳门窗，搭盖窝铺，十分害民”。王师军纪如此，大宋的糜烂，艳若桃花。童贯和高俅铩羽而归的消息，必须瞒住道君皇帝。

于是，蔡京告知道君皇帝，童贯因“天气暑热，军士不伏水土”，是以“权且罢战退兵”。道君皇帝不假思索地秒信了：“似此炎热，再不复去矣。”至于高俅，就像吴用推测的那样，“他折了许多军马，废了朝廷许多钱粮，回到京师，必然推病不出，朦胧奏过天子。”如何朦胧奏过天子，书中没写。不过，可以肯定的是，官军在他的亲自布署亲自指挥下败得如此惨烈彻底，道君皇帝是完全不知情的。所以，当燕青通过李师师这条特殊途径将实情告知时，“天子听罢，便叹道：‘寡人怎知此事！童贯回京时奏说，军士不伏暑热，暂且收兵罢战。高俅回军奏道：病患不能征进，权且罢战回京。”李师师本是个陪场凑趣，以色事人的青楼女子，可就连她也看出了大宋的严重困境：“陛下虽然圣明，身居九重，却被奸臣闭塞贤路”，并感叹，“如之奈何？”面对大宋之问，道君皇帝的反应是“嗟叹不已”——当然，嗟叹之后，照例“与李师师上床同寝，共乐绸缪。”只要能共乐绸缪，几十万大军的灰飞烟灭，强盗集团的冲州破府，统统不过小事一桩。次日，道君皇帝难得地上了一回朝，问童贯进剿梁山情况，童贯继续之前天气暑热，暂缓进军的谎话。

“天子大怒”，当众揭穿，并指责“汝这不才奸佞之臣。政不奏闻寡人，以致坏了国家大事。”童贯损兵折将，欺君罔上，其过失——说过失其实轻了，应该叫罪恶，与提出合理化建议却没能起到预期效果的崔靖相比，要严重十倍也不止。但是，算不上犯了什么错的崔靖替道君皇帝背锅下狱，而对童贯的处分仅止于口头批评，连检查都不用写，更不用深刻反省：“喝退一壁，童贯默默无言，退在一边。”尤其耐人寻味的是，和童贯相比，高俅损失的兵马更多，本人也做了俘虏，童贯到底还被口头批评了一下，对高俅，道君皇帝提也未提，仿佛这件事从来就没发生过。道君皇帝对三位大臣的完全不同的处分说明，崔靖只是一般官员，童贯是皇帝亲信，高俅是亲信中的亲信。

5、一个即将崩溃的王朝，一般来说，总是上有昏君，中有贪官，下有暴民。以水浒所描绘的北宋末年现实来说，完全符合。道君皇帝是不折不扣的昏君，高俅、蔡京、童贯等一大批国之股肱，是不折不扣的贪官，方腊集团、王庆集团、田虎集团和宋江集团的大小头领和数以十万计的喽罗，都是不折不扣的暴民。

一个正常时代，三者有其一，已属难以跨过的坎，更何况三者并行？雪上加霜的是，在昏君享乐、贪官弄权，暴民铤而走险的危亡时代，北边还有虎视眈眈的外敌。所以，北宋的灭亡，亡得没有一点悬念；道君皇帝被金军押到北方坐井观天，一点也不值得同情。整个道君时代，不过是北宋历史的一点垃圾时间罢了。